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保护儿童“纯真”背后：美国佛州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与文化战争

　　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编者按：今年3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了佛罗里达州家长教育权利法案，通常被称为“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案。该法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迪士尼公司也在员工的压力下对该法案表示抗议。然而，该法案的支持者采取了令人惊讶的策略，即为该法案的反对者贴上“恋童癖”的标签。在这种肮脏的诽谤背后，是保守派尝试通过提出“保护儿童的纯真”再次发动文化战争的愿景。2021年的统计显示，全美基督徒与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仅为2：1，相较于2007年5：1的比例，基督教的影响力与受众似乎正在逐步减弱。因此，家长教育权利法案也被视作保守派的又一次反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迈克尔·布朗斯基（Michael Bronski）是哈佛大学女性、性别和性行为研究领域的媒体实践和行动主义教授。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选择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策略，将该法案的反对者与恋童癖画上等号。德桑蒂斯发言人克里斯蒂娜·普肖（Christina Pushaw）在推特上写道：“自由派人士不准确地称之为‘不要说同性恋’的法案，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反儿童法’（Anti-Grooming Bill）。”普肖的发言表达了公开的同性恋恐惧症，她暗示同性恋者会“培养”或“招募”儿童成为同性恋，以便他们与儿童发生性关系。她接着表示：“如果你反对‘反儿童法’，你可能就是者，或者至少你不谴责4到8岁儿童的行为。如果你选择沉默，那么你就是帮凶”。当迪士尼公司在员工的压力下站出来反对佛罗里达州的法案时，特朗普支持者、阴谋论者坎迪斯·欧文（Candace Owen）在推特上写道：“儿童者和恋童癖现在已经公开承认他们对你们的孩子抱有隐秘计划。这就是迪士尼的末日。”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以及其他一系列旨在“保护”儿童的措施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些措施包括将有关种族和性的书籍从公共和学校图书馆中移除、阻止“1619计划”和批判种族理论的教学，以及对官凯坦吉·布朗·杰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提出“婴儿是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质询。它们与其他州的一些法案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得克萨斯州的法案禁止为变性青年提供医疗服务，该法案将“同意接受护理的父母”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归为虐待儿童者，同时将其作为“父母要求解除对孩子监护权”以及从父母身边带走孩子的理由。这些事件都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观念和法律基础之上，基于这些观念和法律基础，出现了例如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禁止TA们使用与自己性别相符的卫生间等措施。这一切是在全面攻击生殖权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包括试图将销售和使用堕胎药物定罪，将帮助妇女堕胎定为犯罪，以及计划废除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等等。这一切都是在保护“所有人类中最无辜的人：未出生的孩子”的说辞下进行的。

　　“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与该模式保持一致，并在很多方面遵循了上个世纪类似法律的模板。事实上，某些法案直接复制了那些模板：20世纪80年代，在“石墙”事件之后，美国同性恋权利得到了提升；宗教保守派曾试图通过相同的法律以限制同性恋权利，并在某些情况下获得了成功。通过理解“不要说同性恋”法案如何与当下反对进步的历史相契合，我们就能发现它是保守派对于“儿童的纯真、纯洁、社会控制”的长期迷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不要说同性恋”法案，以及更广泛的对“反”的热衷，是为“基督徒对于罪恶和危险的陈旧恐惧”赋予了新的面孔，并通过循环使用中世纪反犹太主义的血祭诽谤来重申这一点。只不过保守派使用了LGBTQ群体代替犹太人来构成对儿童的威胁。

　　这些新法律受到了医学论述的支持，并且结合了相对较新的“科学”：犯罪学。一种全新的性犯罪者类别出现了，即无法控制“性犯罪”冲动的犯罪者。1947年，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写道：“增长最快的犯罪类型是堕落的性犯罪者……如果野兽冲出马戏团的笼子，那么整个城市将被立即动员起来。但是堕落的人类，比野兽更野蛮，却被允许在美国随意游荡。”所谓的性心理变态法律就是答案。根据这些新的法律，被理解为无法改造的性心理变态者可以被无限期拘留在精神病院或医疗机构内。在1937年至1967年期间，全美超过半数州和华盛顿特区通过了性心理变态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这些法律，只要性心理变态者被判断为有可能犯罪，他们甚至会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被拘留。

　　二十年后，随着LGBTQ法律改革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主要是在城市和县颁布反歧视条例），另一种法律策略出现了。这种新的法律策略声称，其规定不是关于歧视，甚至不是关于犯罪本身，而是关于保护儿童的纯真。安妮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是该策略臭名昭著的拥护者，她还算成功的歌唱事业，帮助她找到了一份佛罗里达州柑橘委员会（Florida Citrus Commission）发言人的工作。1977年，迈阿密戴德郡通过了一项反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布莱恩特带头发起了一场宗教性的讨伐活动，要求废除这项法律，理由是它将允许同性恋在该郡的公立学校任教。布莱恩特成为了 “拯救我们的孩子”（Save Our Children）联盟的名义领袖。组织成员是新兴宗教的代表人物，包括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老杰里·法尔维尔（Jerry Falwell, Sr.），布莱恩特通过将同性恋描绘成儿童掠食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时还没有出现“者”（groomer）这个词，但布莱恩特坚持认为“同性恋者不能繁殖，所以他们必须进行招募”，这激发了人们的支持。在她1978年出版的《不惜一切代价》（At Any Cost）一书中，她写道：“这些人真正想要的，隐藏在晦涩的法律短语背后的，是能够向我们的孩子提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合法权利……我将领导一场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讨伐行动来阻止它。”

　　这种偏执与保护主义的范式在过去五年中转变为对“保护儿童”的关注，但其根源仍然是父权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它与QAnon的信念（现在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赞同这一阴谋论）有着同样的根源，即的精英正在经营一个全球的儿童性贩卖网络。在对首位获得最高法院任命的黑人女性凯坦吉·布朗·杰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的拷问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大男子主义民族主义。在她的任命听证会上，她被问及对恋童癖者是否会表现得“软弱”。她给出的答案都无法令提问者满意：当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给投票支持杰克森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贴上“亲恋童癖”的标签时，这一切就再明显不过了。问题不在于杰克森如何做出裁决，而在于她是谁。

　　在伊甸园神话中，亚当和夏娃在一条蛇的引诱下吃下了智慧树的禁果，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结果，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注定要生活在有关自己身体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之中。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却不感到羞耻”，但在他们不顺从后，“二人就睁开了双眼，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亚当和夏娃的罪（在基督教神学中，这就是人类的“原罪”），不仅仅是不顺从的罪，更体现在性的方面。由此，西方文化继承了关于罪、顺从与不顺从和性的观念，并且将它们视作彼此密不可分的问题。正如十六世纪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写的那样：“人类的本性不仅不是善良的，而且产生了各种恶，它不可能是消极的……人的内心充满了邪欲。”

　　从结构上讲，关于堕落的神话构成了怀旧观念的基础，即童年应该与世界隔绝，被视作一个纯真无邪的领域。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关于成年人应该如何教育和对待儿童的观念，以及成年人对儿童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使得许多成年人对自己的童年感到遗憾，他们最终失去了童年的纯真，并对那些不认同“童年等于纯真幻想的人”感到愤怒。孩子们自己也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误区：他们是神学上的不确定因素，处于性发育前的“纯真”状态，但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也处于“多方面的反常”（polymorphic perverse），因此不断地处于犯下严重罪行的边缘。在西方的想象中，这导致了堂吉诃德式的强烈焦虑和对儿童的矛盾心理。孩子通常被称为“小天使”或“小恶魔”、“快乐和负担”。如果孩子们不离开伊甸园（他们必然在性发育后离开），他们就是未来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服从。

　　童年纯真的丧失与政治和文化的丧失交织在一起：父母对教育控制权的丧失；2020年选举的丧失；异性恋规范的丧失；传统性别角色的丧失；白人在美国身份的中心地位的丧失；基督教在美国生活内中心地位的丧失——甚至对一些人而言，这种丧失自内战以来就已存在。这场公开的、政治性的基督教大潮让人想起第三次大觉醒，它带来了新一轮的圣经、禁酒令、严格的性道德，以及1925年的斯科普斯审判（其背后是围绕猴子和人类的进化论争论），该审判维护了田纳西州学校的针对进化论的教学禁令。这也让人想起葛培理（福音派阴谋论者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的父亲）的早期基督教复兴主义浪潮，以及他在拒绝新政进步主义推动下举行的巨大集会。这两者都离不开精心策划的道德恐慌，试图向白人选民灌输对失去控制权的恐惧......而他们希望控制的对象包括：无信仰者、不道德者、无神论者、犹太人、移民、社会主义者、黑人、同性恋等。

　　们并不缺少支持，这并非什么安慰。基督徒指责异教徒、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虐待、调戏和杀害儿童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经常被指控在仪式上杀害基督徒的孩子、用他们的血做无酵饼，这被称作血祭诽谤。虚构的受害者：林肯的小休，诺里奇的威廉，特伦特的西蒙，甚至被封为圣人，以激起大屠杀的热情。指责同性恋者“引诱”儿童成为同性恋者或质疑他们的性别，这相当于现代的血腥诽谤，即猥亵诽谤。这也是实施针对同性恋者的“性心理变态法”，以及安妮塔·布莱恩特的“拯救我们的孩子”运动的核心。稍有新意的是，现在当政客们指责学区或教师诱导儿童时，他们想到：即使是教育儿童认识同性恋者的存在，也等同于恋童癖的行为。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让同性恋者完全隐身。“引诱”与其说是诱导，不如说是提供关于世界上无限变化的性和性别身份的知识。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版本的“禁果”，教育者面对着被逐出伊甸园的风险。在这种新的理解下，即使是迪士尼公司也可以成为一个“引诱者”（这肯定会对其他公司产生寒蝉效应，在它们决定是否发声之前，要先观察迪士尼的情况）。

　　其中的问题从来不是保护儿童，如果政客们真的希望保护儿童，他们就会禁止，强制学校提供免费午餐；但他们现在要做的是推广儿童纯真的理念。就是为什么迪士尼的“背叛”让法案的支持者如此恼火的原因。毕竟，迪士尼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品牌之一，是因为它抓住了人们对童年纯真、魔法和奇迹的一种特殊怀念。它自称是一个“魔法王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然而，即使是魔法王国也必须与时俱进。迪士尼在他们的节目中引入LGBTQ角色并非是某种社会正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年轻观众的期望。这也许是如此愤怒的真正原因。许多人认为，迪士尼呼吁废除佛罗里达州的“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行为是对他们纯真理念的隐喻性谴责。再加上最近迪士尼节目中公开的同性恋角色，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象征行为与商业表现，表明了对于LGBTQ人群的展现和接受是社会和文化的必然之举，且不会消失。